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心向往之，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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